宇宙性的基督论

如果泛在神论关注的是上帝和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宇宙基督论则更具体地研究基督与地球上的人、文化、宗教与环境问题的联系。与泛在神论广泛受到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关注不同，宇宙基督论更多是在基督教学术界的讨论。

迦克墩公会议（451年）后，围绕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辩论各方基本上接受了这样的基督论：基督既是真上帝又是真人，且神性和人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理性主义的兴起，人们对圣经特别是耶稣的历史性提出怀疑。德国神学家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指出：福音的核心是“信仰的基督”（Christ of faith）而非“历史的耶稣”（historical Jesus）。但这种割裂又促使学者们对耶稣的历史性进行研究。

在西方神学史中，神学家们对基督论的关注更多集中在耶稣基督的位格、本性及其对人类的拯救这些问题上。上个世纪后期，随着神学家们注意到环境危机的问题，过去被遗忘在历史中的宇宙性基督论（cosmic Christology）不仅被重新发现，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宇宙基督论指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不仅涉及救赎人类，还包括他对整个世界或宇宙 的创造、维持和救赎行动。[1]虽然宇宙基督论并不是在基督教神学上的巨大突破，但其深远意义则不可小觑。理解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对开阔思路、提高境界和改变思维方式都会很有帮助。所以，我在这里简单介绍这个概念的含义和发展、学者的关切及其深远意义。

1、宇宙性基督

新约圣经中有多处经文表明基督的宇宙性。除了约翰福音1:1-18节、哥林多前书8:6节、以弗所书1:9-10节和希伯来书1:2-3节之外，最常被引用的是歌罗西书1:15-20节。在保罗看来，上帝藉着基督创造万物并使万物与自己和好——不仅是人类。Gibbs指出：基督的宇宙工作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十字架神学。[2]

历史。教会历史早期的神学家爱任纽和奥立金的神学思想中就有宇宙性基督的因素。[3],[4]东正教一直保持着基督和宇宙之间亲密关系的理念，而天主教，除了在方济会传统中仍然有宇宙性基督的思想外，[5]宇宙性基督论在中世纪后逐渐让位给以人类为中心的基督论。[6]

直到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一些西方的神学学者们即使提到基督的宇宙性，也将其局限在人类救恩的范围内。[7]卡尔·巴特（Karl Barth，1886-1968）甚至坚持认为：神学的正确主题是关于上帝与人类的学说，不可能有关于“自然”或“宇宙”的基督教教义。[8]这样，人们就只记得上帝的儿子是那位死在十字架上的忧患之子和个人的救主，忘记了他也是宇宙性的基督。[9]

当然也有例外。在中国生活过二十多年、参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并发现北京猿人的法国古生物学家、哲学家德日进神父（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同时也是神学家。在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之外，德日进提出基督的第三性：宇宙性。由于他提出神导进化论的观点被当时的天主教会拒绝，所以他的宇宙性基督论并没有引起多少人重视。然而，1960年代后，他的观点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有学者将奥立金和德日进的宇宙性基督论进行比较研究。[10]

1961年在印度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第三届大会上，美国路德会牧师、神学家斯特勒（Joseph A. Sittler，1904-1987）发表了题为“合一的呼召”的演讲。他通过阐述歌罗西书1:15，呼吁教会及神学家宣讲、教导宇宙基督论，并以此为基础推动教会的合一。[11]这篇先知性的演讲唤醒了西方神学界，并掀起了一股研究研究的热潮。

福克斯（Timothy James "Matthew" Fox, 1940-）原为天主教道明会（Dominican Order）神父，后加入美国圣公会（The Episcopal Church）。他在《宇宙基督的来临》一书指出：西方的宗教正在经历一个从寻找历史的耶稣到寻找宇宙的基督的范式转移。[12]他提倡以基督教神秘主义的眼光看待上帝的创造，并用象征性的语言将耶稣基督比作大地之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复活，将宇宙性基督作为宇宙痛苦的救赎者。[13]但这本书因作者的思想和语言过于激进而饱受诟病。

较为著名的、提倡宇宙基督论的新教学者有田立克、莫特曼、英国改革宗系统神学家Colin E. Gunton（1941–2003）和美国女性主义生态神学家Sallie McFague（1933 –2019）。美国福音路德教会牧师和神学家H. Paul Santmire对莫特曼和Gunton的宇宙基督论作出比较研究，认为前者的理论更有说服力。[14]美国浸信会传统的神学家 Warren McWilliams也对莫特曼和McFague的宇宙基督论作了比较研究，认为二者都接受泛在神论的立场，但后者的思想更为激进，但福音派学者刚刚开始参与生态神学和伦理这个领域的讨论，需要更多聆听、学习和反思。[15]

值得一提的是，Santmire在他的两篇文章中都提到了路德的普遍存在基督论（Ubiquity Christology）。马丁·路德用悖论式的语言描述上帝的临在（divine immanence）：他一方面用否定法（apophatic）暗示上帝不在任何地方，同时又运用肯定法（cataphatic）说上帝无处不在：[16]

上帝实质上无处不在，存在于所有受造物之中，并通过它们存在于所有受造物的各个部分和各个地方，因此世界充满了上帝，上帝充满了一切，但上帝并没有被世界包围和环绕。同时，祂又在所有被造物之外和之上。这些都是极其难以理解的事情，但它们却是我们信仰的内容，在圣经中得到了清晰有力的证明。[17]

在论到基督的普遍存在时，路德说：

你们必须把基督的存在（existence），也就是他与上帝合一的存在，置于被造物之外，远远地超越被造物，就像上帝超越被造物一样；另一方面，又要把它置于一切被造物之中，就像上帝在一切被造物之中一样深，一样近。因为他与上帝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上帝在哪里，他就必须在哪里，否则我们的信仰就是虚假的。[18]

有了路德普遍存在基督论的支持，Santmire认为莫特曼的话可以这样说：

基督存在于所有生物之中、与所有生物同在、在所有生物之下、通过所有生物、围绕所有生物、在所有生物之上，既存在于所有生物的整体之中，也存在于几乎无穷无尽的其星座和个体化之中。[19]

很多人会对这样的观点感到难以接受。然而，基督是上帝藉着创造世界的“道”（logos），而上帝的秩序在所有被造物中都得以彰显，体现了具体的神圣化身（divine incarnation）的观念。[20]这样看来，宇宙性基督论就显得合理了。

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的观点。美国长老会牧师和神学教师 Otto就认为：泛在神论的上帝是马克西姆说的“有缺陷的上帝”，根据创造神学中的宇宙性基督与道成肉身的理论，上帝在不断道成肉身的过程中与所有受造物相认并一同受苦从而拯救了所有受造物，这与基督在十字架上一劳永逸的赎罪工作及其从死里复活是两码事，因为在圣经中，基督的救赎只限于人类。[21]

信仰反思。基督常用自己有能力的话语托住万有（来1:3），这意味着不仅地球在太阳之引力场中的运动是逻各斯的体现，而且电子围绕原子核的那种测不准的运动也是根据上帝之“道”而设计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上帝所造的万物，基督的宇宙性是显而易见的。

2、学者的关切

围绕宇宙基督论，学者关切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宣教和生态。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跨文化宣教。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不同国家、文化和信仰的人彼此见面和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也在福音与其它宗教和世俗体系的对抗中，如何诠释宇宙性的基督并实践大使命，不少神学家都在思考和探索。这里介绍其中的几个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帮助拓宽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眼界。

Shawn Carruth博士（1942-2020）曾积极参与对观福音Q来源项目的研究。1992年，Carruth修女访问了方济各会于18世纪末在加州创立的教会，并对她1959年首次访问这些教会时的想法进行了对比和反省。她最初对西班牙宣教士的工作印象很正面，因为她认为他们将基督教带给美洲原住民，也把西方文明带到美洲，这都是上帝的旨意。三十多年后，当听到当地人的控诉，她意识到那些宣教士原来的工作其实充满殖民主义，因为他们对圣经错误的理解蕴含着基督教沙文主义。

于是，她提出下面四个理由，认为基督徒应当反思自己对基督救恩的理解：1）美洲原住民并没有感到基督信仰给他们带来祝福；2）二战期间百万犹太人遭杀戮，而一些基督教教规中有反犹主义的种子；3）其它宗教的道德要求并不低于基督教；4）过去，基督的普世统治意味着基督是胜利的征服者，缺乏对生态环境的关切，间接导致生态学危机。因此，今天的基督徒应当从宇宙基督论看到上帝对所有人的仁爱，抗拒按自己的形像和样式塑造他人的想法。[22]

1961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第三届大会在印度召开，会议报告鼓励教会与其它宗教人士对话。第二届梵蒂冈会议于1965年结束，其关于非基督教宗教的宣言指出：基督在之光也在非基督教宗教传统中“真实和神圣”之物上得以体现。拥有印度血统的哲学家、神学家Raymond Panikkar（1918-2010）于1964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印度教中不为人知的基督》（The Unknown Christ of Hinduism  ）的书。天主教神学家拉纳（Karl Rahner, 1904-1984）、施莱特（Heinz Robert Schlette, 1931-）和孔汉斯（Hans Küng, 1928-2021）也分别论述了非基督教宗教的救赎价值神学。

针对这些历史事件，在印度从事宣教研究的神学家Sunand Sumithra博士对那个时代的宇宙性基督论提出批评。他认为，宇宙基督论的背后都是对上帝做出自然神论的理解，拉纳、施莱特 和孔汉斯宣扬的基督在基督教之外的拯救缺乏圣经的启示、消除了不同宗教之间的界限，使得宇宙性的基督成为印度教中的梵，而且将耶稣与基督分开的做法违反了传统基督论中基督的人性和神性不可分离的教义。他指出，非基督教宗教中的真与善不足以引导信徒得救；同时，他敦促基督徒实践自己所宣扬的那圣洁的爱。[23]

同样出生于印度的天主教宗教神学家Mariasusai Dhavamony则拥抱在古代基督教信仰中对宇宙基督论的重新发现。他详细地分析了九位不同学者的宇宙基督论模型，指出：宇宙性的基督是宇宙和教会的元首，通过教会存在并活跃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教会既是祂的身体也是救赎的普世圣事（sacrament）；虽然基督的恩典可以在可见的教会之外找到，但要通过教会的圣事中介，因为教会是最能表达和体现恩典和救赎这一神秘礼物的活的有机体。[24]

然而，William M. Thompson认为基督徒完全可以在尊重其它宗教的价值的同时正确的宇宙性基督立场。他认为，基督复活后进入一种全新的存在模式，他离开门徒是要带领他们脱离自我陶醉而进入他复活存在的宇宙维度。他提出了神学上关于“人”的定义：为与上帝有关系的存在，这关系就是人与复活后的基督的宇宙性或普世性的关系；人可以通过与基督的这种关系而融入基督，从而不再受自己成长文化的限制，也不再拘泥于一套有限的价值观，而是接受全人类。他声称：信仰宇宙性的基督从而脱离执着、固执和自我陶醉等深层问题，这是基督新的救赎模式。Thompson还提出了培养跨文化意识的必要性：不执着于自身的文化和信仰方式而是分享爱，消除自我陶醉的倾向、将人的目光引向唯一的基督，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帝国主义。[25]

生态基督论。有批评者将“上帝远离自然”作为基督教教义，认为这对破坏环境负有责任。作为回应，Wilkinson指出：这并不是基督教教义。在他看来，上帝的超越性必须通过他的内在性来实现，而这种内在性在基督的道成肉身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通过基督的道成肉身体现在造物的每一个部分中：基督——上帝的逻各斯——凭借其创造能量和信息模式，存在于万物之中：一位工程师（或：工匠，箴8:30），与上帝并肩创造和维护宇宙。[26]

与此同时，Wilkinson也认为，基督教会对基督道成肉身蕴含着上帝的内在性这一真理理解得不够充分，因此轻视了承载上帝形像的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使命。过去，保罗将基督比做“第二个亚当”，教会通常只从称义的角度来理解；然而，从人类与受造物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比喻也必须被理解为恢复人类与受造物之间应有关系的途径。基督徒被呼召要舍己跟随基督，不仅要参与基督的牺牲之死，也要参与基督作为逻各斯的活动：作为创造者、维持者和创造意义的赋予者。[27]

大部分学者都是从理性上对圣经的启示和诠释以及学者的观点和想法加以分析，试图更全面和准确地理解宇宙性基督的含义和意义。然而，还有少数人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另一条路，那就是从直觉进入并经历与基督的合一，并在基督里形成一种宇宙意识（cosmic consciousness），觉知到在基督的奥秘中，万物都充满神圣的爱。圣方济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 1181-1226）和方济各会修女Angela of Foligno （1248-1309）就是这样的例子。 [28]同为方济各会传统的Margaret Pirkl (1928-2016）提醒我们：“当上帝的话语倾泻到虚空中时，所发生的就是宇宙。真正的启示不是始于圣经，而是始于创造。事实上，如果宇宙是上帝内在话语的外在体现，那么在整个造物中就存在着道成肉身的东西”。[29]

在一篇发表于2004年的学术文章中，Michael Trainor提到神学家和圣经学者“在过去的十年中将生态问题纳入了他们的研究重点。 ”[30]面对当前的生态危机，作者从歌罗西书1:15-20节出发，指出：宇宙是揭示耶稣以及上帝存在的途径，因此，宇宙和宇宙中的所有生命都是神圣的，是与上帝相遇的途径；同时，耶稣也是万物的归宿：他将万物凝聚在一起，宇宙在祂里面连贯和维系；上帝藉着耶稣表达祂的临在并渗透到我们的世界，每一个生活行为、每一个生命细胞都体现了上帝的力量，上帝的力量能够战胜那些看似威胁或毁灭的事物。[31]

在西非天主教研究院教授教义神学的Ferdinand Nwaigbo博士指出，当代的基督论与当代宇宙论对话，强调基督与整个宇宙的关系以及人类作为上帝的受造物与整个宇宙的关系，因为人与基督的关心并非从耶稣降生开始，而是从创世记就开始了（455）。这种创造神学也包含着生态神学。在非洲，生态危机不仅是环境问题，也是社会公义问题，因为这种不公源于经济剥削和环境恶化造成的危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开发与经济正义之间的联系。在非洲社会，经济秩序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和造物主的赐予进行变革，保护和维护环境是基督徒的责任。Nwaigbo还认为，宇宙基督论要求人类在两种相互矛盾的价值观之间保持平衡： 人类的发展及保护环境的责任。[32]

信仰反思。虽然保罗明确地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阵痛，直到如今”（罗8:22），但绝大部分基督徒或者以为自己死后上天堂或被提上天堂，地球和地上的万物早晚要被烧尽（彼后3:10-11），所以完全不去思考地球和地上的万物的命运，或者根本不思考这一切受造之物呻吟、痛苦的根源，也忘记了自己管理上帝所造万物的责任，把更新天地的任务还给了上帝。宇宙基督论帮助我们看到这种错误想法和忽视所带来的恶果，敦促我们悔改——改变想法，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保护自己的家园。

3、深远的意义

虽然宇宙性的基督论是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引起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这个观点本身并不新奇，而是早在圣经中就已经显明，也在教会历史上被讨论过。如今，宇宙基督论又引发了学者新的思考，如生态神学（ecotheology）这个新的神学分支，以及基督深度道成肉身（deep incarnation）的概念，[33]突破了只从创造的角度思考上帝、人与世界/宇宙之间关系的创世神学（creation theology）的局限，把基督的拯救、更新和恢复的工作在整个地球这更大的范围加以研究。毕竟，受造之物仍然盼望从败坏的奴役下得释放，而这在乎上帝对天地进行更新的工作（罗8:21；启21:1-5）。出于本书目的，这里不详细介绍这些新的概念，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基督、创造和救赎的宇宙目标： 爱任纽解读的保罗创造神学及生态神学应用研究》（2018）[34]、《道成肉身：论基督论的范围和深度》（2015）[35]和《道成肉身：上帝—与受造物同受—的救赎性痛苦》（2019）[36]这些新书，相信这些神学著作能帮助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基督的宇宙性。

认识到基督的宇宙性，不仅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意识到过去自己思想的狭隘。虽然当代的学者反驳“上帝远离自然、人被呼召去征服自然”是基督教教义的观点，但直到上个世纪末之前，一直很少有基督教神学家将生态学纳入自己的研究重点，这一不争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教会对保护环境、缓解生态危机的长期忽视。直到今天，很多基督徒仍只关心如何得救上天堂，很少注意作为基督在地上的身体如何作上帝的管家去爱护上帝创造的一草一木。这种忘记和忽视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需要加以扭转和纠正。同时，这也让我们谦卑，因为要全面、准确并深刻地理解圣经的启示，我们实在需要聆听不同学者的意见和观点并参与对话，在学习、反省和辩论中彼此纠正、相互建造（箴27:17）。人类历史和教会历史也正是这样发展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自己过去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所犯下的严重错误。教会在宣教过程中的帝国主义倾向就是其中的一种。德国天主教神学拉纳 (Karl Raher，1904 – 1984) 曾将西方的教会比作一家出口公司：“它将欧洲的宗教作为一种商品出口，它并不想对这宗教加以改造，而是将其与其他它认为优越的文化和文明一起送往世界各地。”[37]其实，这种做法与保罗时代的犹太人基督徒要求外族人基督徒接受割礼、遵守安息日等摩西律法的规条如出一辙。正是有了这种看到自己眼中梁木的反省并且常常保持警醒，教会才有可能在宣讲宇宙性的基督的同时，尊重不同民族、持不同信仰的人：即使他们仍有敌对基督的思想和态度，我们也要从内心遵守爱仇敌的教导（太5:44），因为这样才是在自己的生命中彰显基督的荣光。

信仰反思。上帝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1:10）。但在那之前，上帝一直在工作，基督也在工作（约5:17）；那工作既是基督的工作，也是父在基督里的工作（约5:36, 14:10）。不仅如此，基督回到父那里去之后，门徒们也要做基督做过的事（约14:12）。这样，门徒要效法基督谦卑服事的榜样，不仅在传扬那使人得释放的福音事工上参与基督的工作，也要以上帝众儿女的身份和面貌出现，参与上帝那使受造的万物从被人类破坏而遭受的痛苦中得医治和被释放出来的工作。

结论

对圣经的启示，人会误解。过去，人们把基督信仰当作宗教看待，自然成了其它宗教的竞争者。而且，当教会将自己对上帝的理解当作唯一正确的真理时，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不仅在对其它民族宣教时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行为，在面对自身内部的不同意见时也采取打压甚至杀戮的行为，无意中再现了犹太人宗教当局对最初教会的迫害。

对教会历史的教训，人会忘记。尽管历史上有不少神学家都是万物在神论者，而且东正教一直保持着万物在神论的传统，但直到近几十年，西方教会才开始重新发现那原本在圣经中启示过、又在自己的历史中存在过却被忘记的这重要思想。在与科学和哲学进行对话的过程中，教会不仅对上帝有了新的认识，与科学的关系也得以改变，可见人观念的重要性。

对圣经的教导，人会忽略。由于关注点只在于人类自己，教会过去的神学认为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只是为了拯救人，无形中把他的工作局限于人类，忽略了基督及其救赎的宇宙性。由于同样的原因，人只把地球当作资源来利用，忘记了作为上帝的管家应该保护环境的责任，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生态灾难。

这一切都提醒我们：不要对自己头脑中的观念过于自信，而是要抱着谦卑和开放的态度，聆听不同的声音、学习对方的长处，这样能透过他人的眼光看到自己的不足，并不断地丰富自己对上帝国度的认识。直到今天，上帝仍不断地做更新世界和人的工作，教会不能不假思索地固守传统，而是应该敢于接受新思想，用新酒袋来装新酒——这才是信心的真谛。

[1] Loren Wilkinson, “Cosmic christology and the Christian's role in creation,” Christian Scholar's Review, (1981) 11:19.

[2] John G Gibbs, “Pauline cosmic Christology and ecological crisis,”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90 no 4 Dec (1971) 90:466.

[3] Matthew Steenberg, Irenaeus on Creation: The Cosmic Christ and the Saga of Redemption  (Vigiliae Christianae, Supplements, 91) (Leiden-Boston:Brill Academic Pub., 2008), Chapter 1.

[4] J. A. Lyons, The Cosmic Christ in Origen and Teilhard de Chard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5] Ilia Delio, Mystics and the cosmic nature of Christ, New Theology Review,  (2000) 13: 46-50.

[6] Ahilya Noone, “The Cosmic Christ,” The Way, 59 (2020) 59:21-23.

[7]  Larry R Helyer, “Cosmic Christology and Col 1:15-20,”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1994) 37: 236.

[8]  Paul Santmire, “So that he might fill all things: comprehending the cosmic love of Christ,” Dialog, (2003) 42: 258.

[9]  David L Wheeler, “The Man of Sorrows and The Cosmic Christ,” American Baptist Quarterly, (2020) 39:6-7.

[10]  J. A. Lyons, The Cosmic Christ in Origen and Teilhard de Chard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1] Joseph Sittler, “Called to Unity,” Ecumenical Review, (1961) 14: 177-87.

[12] Matthew Fox, The Coming of the Cosmic Christ: The Healing of Mother Earth and the Birth of a Global Renaissa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8), 75.

[13] Ibid., 144-153.

[14] Santmire, “So that he might fill all things,” Dialog, (2003) 42: 266.

[15] Warren McWilliams, “Christic Paradigm and Cosmic Christ: Ecological Christology in the Theologies of Sallie McFague and Jürgen Moltmann,” Perspectives in Religious Studies, (1998) 25:350-53.

[16] H. Paul Santmire, “Toward a Cosmic Christology: A Kerygmatic Proposal,” Theology and Science, (2011) 9:290.

[17]  Luther, WA XXIII, 134.34–23:136.36, cited by Santmire (2011), 291.

[18] Luther, LW 37:228 (“Confession Concerning the Lord's Supper”), cited by Santmire (2003), 268.

[19] Santmire, “So that he might fill all things,” Dialog, (2003) 42: 269.

[20] Wilkinson, “Cosmic christology and the Christian's role in creation,” Christian Scholar's Review, (1981) 11:19.

[21] Randall E Otto, “Assuming Salvation: Cosmic Christ and Incarnation in Creation Theology,” The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2021) 83:150-1.

[22]  Shawn Carruth, “The cosmic Christ: another look at the New Testament,”  Sisters Today, (1992) 64: 403-411.

[23] Sunand Sumithra, “Conversion: to cosmic Christ?” Evangelical Review of Theology, 16 (1992) 16: 34-42.

[24] Mariasusai Dhavamony, “The Cosmic Christ and World Religions,” Studia Missionalia, (1993) 42:179-225.

[25] William M. Thompson-Uberuaga, Cosmic Christ in a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 Saint Luke's Journal of Theology, 21 (1977) 21: 26-42.

[26] Loren Wilkinson, “Cosmic christology and the Christian's role in creation,” Christian Scholar's Review, (1981) 11:35.

[27] Ibid., p.18, 37-38.

[28] Ilia Delio, “Mystics and the cosmic nature of Christ,” New Theology Review, (2000) 13: 45-55.

[29] Margaret Pirkl, “Franciscan Gospel Living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Resource Manual for the Study of Franciscan Christology. Kathleen Moffatt and Christa Marie Thompson, eds. (Washington, D.C.: Franciscan Federation TOR, 1998), 262.

[30] Michael Trainor, “The cosmic Christology of Colossians 1:15-20 in the light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issues,” Australian Biblical Review, 53 (2005) 53: 54.

[31] Ibid., p. 64-69.

[32] Ferdinand Nwaigbo, “Cosmic Christology and eco-theology in Africa，” African Ecclesial Review, (2011) 53: 455-460.

[33] 深度道成肉身的概念最初由丹麦神学家格里格森提出：“上帝在基督里的道成肉身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激进的或‘深度的’道成肉身，即道成肉身进入生物存在的组织和自然系统”。见：Niels Henrik Gregersen, “The Cross of Christ in an Evolutionary World,” Dialog: A Journal of Theology (2001) 40: 205.

[34] J. J. Johnson Leese, Christ, Creation, and the Cosmic Goal of Redemption: A Study of Pauline Creation Theology as Read by Irenaeus and Applied to Ecotheologv (London: Bloomsbury T&T Clark, 2018).

[35] Niels Henrik Gregersen, ed. Incarnation: On the Scope and Depth of Christology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2015).

[36] Denis Edwards, Deep Incarnation: God’s Redemptive Suffering with Creatures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19).

[37]  Karl Rahner, “A Basic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Vatican II,” in Concern for the Church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 20], (New York: Crossroad, 1981), 78. 引自：Richard Gaillardetz, “Series Foreword:Duffy Lectures in Global Christianity,” in Edwards, Deep Incarnation (2019),  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