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历史中的转折

自从被建立的那日起，教会一直经历着各种挑战和改变，其中有外部环境的变化对自身产生的影响，也有因内部意见不和而产生分歧的危险与现实。这里，我们将介绍基督教世界的兴与衰、普世教会的分与和以及对因信称义教义解读的更新。

1、基督教世界兴衰史

太阳底下无新事。曾经发生在伊甸园的事，后来也发生在了迦南地；曾经兴起、强盛却又消亡了的以色列国，后来也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现过，那就是西方的基督教世界。透过基督教世界的角度看今天的世界，或许能让我们对自己所处的大环境有更深入的了解，对上帝的国度如何在地上扩张也能有更全面的认知。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也令人深思的题目，在这我们只能简单地勾勒出一个轮廓。

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或译：基督教王国）主要指从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开始，到近代西方基督教在西方国家逐渐被边缘化的这段时期，在这段时期，基督教是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基本组成部分。[1]对于基督徒来说，基督教世界的兴起与灭亡是两个意义深远的范式转移。

以色列人原来是寄居在迦南的一小撮游牧民族，后来沦落为在埃及受压迫的奴隶。他们被上帝拯救、成为上帝的子民，并回到迦南，逐渐扩张领土，建立了大卫王朝。然而，在所罗门王时代达到鼎盛时期之后逐渐衰落，直到亡国、被掳巴比伦，之后虽然回归故土，但仍没有自己的君王，只能盼望上帝所预言的弥赛亚来恢复以色列王国。

耶稣复活之后，使徒们最初建立的教会生活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不仅在耶路撒冷受到当时宗教当局的镇压，在外族人地区也受到犹太人和罗马帝国的迫害。根据传统，彼得和保罗都在罗马殉道。虽然越来越多外族人成为基督徒，但教会一直受到罗马帝国的压制和迫害。他们是一群分散在各处寄居的人。

然而，忽然之间，这样的局面被颠覆了。公元312年，罗马帝国的皇帝成为了基督徒。次年，米兰赦令规定：基督教合法化，基督徒不再受迫害和歧视，而且有了自由宣扬和实践自己信仰的权利。[2]到了380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从此，原来被罗马帝国统治的边缘犹大地诞生的基督教，如今已经登堂入室；原先被罗马帝国的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现在成了罗马帝国的神。

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的神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原来被视为犹太教门下的新型支派，终于脱胎换骨，不仅有了自己的〈新约〉正典，还有了自己的主教。神学观点门派林立的状况，也随着多次公会而有所改观，尼西亚信经、三位一体的教义和基督论的确立，使得教会对信仰有了基本的共识，也为神学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教会逐渐组织化，与权力的结合也越来越密切。到了中世纪，教皇所拥有权力和财富达到了被称为第一任教皇的彼得难以想象的地步。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800年，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被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罗马皇帝。962年，东法兰克王国国王鄂图一世在罗马由教宗若望十二世加冕称帝，成为罗马的监护人与皇帝和罗马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后来，帝国皇帝与教皇也时有权力之争，最著名的是教皇曾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国国王亨利四世驱逐出教会，[3]据说后者来到教皇居住的城堡外，在雪地上跪了三天，乞求教皇的宽恕和解除驱逐令。最终，教皇松口了，解除了逐出教会的禁令。

据说，托马斯·阿奎那拜访教皇时，后者正在清点一大笔钱。“你看，托马斯，”教皇说，“教会再也不能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了。”“是的，圣父，”他回答说；“她现在也不能说，‘起来行走’”。[4]当然，他们的对话所指的，是彼得在圣殿外对那生来就瘸腿的乞丐说的话：“金银我都没有，但我把我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徒3:7）意思很明显：教会有了权力和金钱，却失去了能力。

伴随着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运动，基督教世界逐渐走向衰败。大公教会于1054年分裂成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自1517年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不仅使教会进一步分裂成更多的派系，而且神学派系的斗争逐渐演化成政治、经济和军事冲突，引发了几十年的宗教战争（1618-1648年）。另外，始于十六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都对教会的权威和君主的专制产生了极大的挑战。

如今，西方国家都已经相当世俗化，进入了后基督教世界时代。以前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也不复存在，教会不仅失去了原来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而且越来越被边缘化。当然，基督教世界的灭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人将其追溯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被制定的1791年，该法案禁止国会制定法律以确立国教或妨碍宗教自由，[5]也有人认为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于1972年出版的《罗马书》注释书标志着基督教世界葬礼的开始。[6]

社会学家用“后基督教”（post-Christian）这个词来描述现代西方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许多人已经脱离了基督教信仰和实践，基督徒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少数。即使人们还没有正式离开教会，但基督教信仰和实践在他们动机层面上的重要性和相关性越来越低。许多人曾经援用基督教的教导来激励自己的行为和决定，但现在不再这样做了。这就是后基督教社会正在形成的样子。[7]

虽然这种现象令人感到痛心，但这种状况也并非都是负面的。首先，西方的教会不再像过去那样拥有政治上的特权，在社会地位上更接近初代教会，这对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考验。基督徒不仅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对信仰的理解，也需要反思自己基督门徒和上帝子民的身份，还能以更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信仰的人或没有信仰的人，并从他者的眼光审视自己和自己的信仰。其次，很多西方国家已经成为移民的目标国家，越来越多拥有不同信仰和文化的新移民会的到来，教会应该抓住这些学习爱寄居者的好机会（申10:19），同时参与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因为雅威不仅是犹太人的上帝，也是基督徒的上帝，还是所有人的上帝。（罗3:29）

另外，虽然基督教世界在西方已经成为过去时，一个“去西方化”的基督教在非洲却正在兴起。[8]根据1900年、1950年和2000年的统计数据，欧洲与北美基督徒人数在全球基督徒人数的比例分别为77%、45%和35%，下降趋势非常明显；而1990年、1950年、2005年和2010年这四年，非洲基督徒人数占全球基督徒人数的比例各自为1.5%、9.5%、18.2%和22%。到本世纪中叶，非洲大陆将产生一个“非洲基督教世界”（African Christendom）。[9]不仅如此，非洲基督徒移民来到西方国家之后倒成了宣教士，产生了逆向宣教的现象。所以，通过基督教世界模式而引发的基督教经验的消亡，反而“令人非常乐观。”[10]

过去，大卫王朝衰落之后，基督教在犹大产生却在欧洲兴起、强盛。如今，基督教世界在西方衰落，却在非洲兴起并开花结果。或许上帝就是要藉着这奇妙的作为让人醒悟并更新全地。

信仰反思。传统，指世代相传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等。正是由于这种世代相传的特性，传统对人的社会行为有着极大且无形的影响和控制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而人却往往对这种影响和控制毫无觉知。

耶稣曾批评法利赛人拘守古人的传统和规矩，却离弃了上帝的诫命（可7:8）；保罗也提醒教会不要被人的传统所掳去（西2:8）。所以，基督徒需要保持警醒并加以分辨：自己接受的教导以及所在教会的惯例有多少是符合《圣经》的，有多少只是沿袭传统的。

2、普世教会分久必合？ 

1517年，著名的宗教改革由马丁·路德拉开了帷幕。500年之后，西方基督教界发生了巨变，不仅天主教与新教的主要宗派正在和解，人们对宗教改革家们提出的“因信称义”的教义也作出深刻反思。

1999年10月31日，天主教与世界信义宗联会就称义/成义发表联合声明（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该声明宣称双方教会在“通过对基督的信心，凭借上帝的恩典称义”这一立场达成一致，基本上解决了双方对于称义认识的争议，不再诅咒对方为异端，为分裂的教会走向和好与合一迈开了重要的一步。

2006年，世界循道卫理宗协会加入这个声明。随后，2016年，普世圣公会咨议会（2016年）和世界改革宗联会（2017年）也采纳这个声明。

现在回顾一下当时人们的思想是有益的：

起初，路德的追随者认为他显然是正确的，天主教会必然会采纳他的想法。其他人则认为他的错误非常明显，迟早会被当作异教徒烧死，他发起的运动也会逐渐消亡。毕竟，历史布满了异教徒的尸骨。问题的关键是天主教和新教双方都认为自己代表了真正大公的基督教会，而他们的敌人则代表的是这种教会的错误版本...随着事件的推移...绝大多数人仍然坚信宗教真理是可以确认的。一边是真理，另一边就是错谬。错谬不仅意味着个人诅咒，也意味着可以传染他人、毁灭社会。人们采用宗教裁判所、内战和迫害的形式来抵挡这些可怕的罪恶。[11]

显然，当时路德的追随者们绝不会想到：他们的行动不仅使当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教会合一遭到了彻底的瓦解，还导致新教进一步分裂、演变，使得今天的基督教会成为有着45000个宗派的群体（2019年数据）。[12]他们更不会想到：自己这个以路德的名字命名的传统宗派，竟然是众多大宗派中第一个与天主教和解的。

从今天的立场看，当时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改革者的立场，都不是绝对正确无误的，对方的观点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只是双方都认为自己才是唯一拥有真理的，这种非黑即白的思想，使得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立场而竭力奋斗甚至浴血奋战，其实不过是又一次重现了《圣经》中多次出现过的兄弟之间彼此相害的悲剧。这实在应当引起每一位基督徒的深刻反省。

可惜的是，宣道会、浸信会和播道会这些宗派没有加入甚至抵制这联合声明。[13]如今，各个大宗派之间的隔阂仍然很深，或许要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被逐渐消除。

2008年初，我在神学院上一门名为“基督教思想与文化”的课。第一讲的讲员是本院教务主任，他以墨西哥的天主教会为例，说明宗教改革的必要性；第二讲的讲员是某天主教神学院的院长，他说马丁·路德是使教会分裂的大罪人，如今抗议宗有数万个相互独立的宗派，而天主教在经历了内部的改革之后，仍然保持着教会的合一；第三讲由一位重洗派神学院的教授主讲，他认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还不够彻底，因为路德宗还保留了婴儿受洗和政教合一，只有重洗派才把宗教改革进行到底；第四课的讲员是一位身着黑色长袍、配戴一个大大十字架的东正教祭司，他说东正教从来没有经历过分裂，为他按手的前辈们可以一直倒推至耶稣的十二使徒。这四节课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2012年，我到一个没有国语教会的城市宣教、植堂，并拜访当地的一间西人圣公会教会，询问是否能租用他们的教堂。当对方得知我所服事教会的宗派是普利茅斯弟兄会之后，明确地拒绝说：“我们与你们没有彼此相通的关系。”我理解他是在遵守自己宗派的传统和规定。数年后，我服事的教会中一位信主不久的弟兄，被美国威斯康星州一个宗派的教会呼召，去了该宗派的神学院学习。他后来告诉我说：他不能再跟该宗派之外的任何基督徒一起学习《圣经》，更不能一起祷告。在人看来，该宗派似乎认为只有自己的宗派是唯一正宗和圣洁的。他们好像忘了保罗的诘问：“基督是分裂的吗？”

信仰反思。一位颇受尊重的资深牧师曾这样沉重地评论说：“在本质上，宗派的意思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一次，他受邀请到自己宗派的某间教会讲道，当他身穿西服证道之后，该教会有人很惊讶地问他：“你为什么不穿圣袍？”他还提到某些教会的规定：牧师祝祷要举双手，而长老祝祷只能举一只手。但愿这种禁锢信徒思想的传统观念能尽快被摒弃。

3、重新思考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的教义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宗教改革者们认为这称义的教义是保罗神学的中心。然而，近代神学家不仅对这一立场提出了挑战，还认为对因信称义的传统解释偏离了保罗的原意。下面我非常简单地陈述并对比一下这他们之间的差异。

宗教改革家的立场。受传统的影响，路德曾认为 “上帝的义”这个词意味着公义的上帝要惩罚不义的罪人，他因此不仅恨“上帝的义”这个词，甚至恨上帝。然而，在他日夜思想罗马书1:17的含义时：

我开始明白“上帝的义”是指义人靠着上帝的恩赐（信心）而活；“上帝的义显明出来”这句话，是指一种被动的义，就是怜悯的上帝因信称我们为义，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因信得生。”这使我立刻感到自己仿佛获得了重生，仿佛进入了敞开的天堂之门。从那一刻起，我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圣经》的全貌。[14]

路德“顿悟”了。从此他认为：上帝因着恩典，将自己的义、基督的义归给（impute）信基督的罪人，使他们称义，[15]就连信心都是上帝所赐。[16]他宣称：相信称义的教义与否，决定一个教会将站立得住或倾倒。

路德、加尔文及许多更正教学者认为“因信称义”是〈罗马书〉、保罗神学以及《圣经》的焦点。[17], [18]至今，路德宗及福音派仍认为保罗教导了一件最重要的事：罪人如何得救、如何因信称义、如何确信自己已经从自己的罪的后果中被拯救出来。[19]

宗教改革家的解经。宗教改革时期的许多神学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罗马书〉作为理解《圣经》的钥匙。[20]他们并不认为《圣经》可以被不加解释地读懂，而他们对《圣经》的解释是以“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为中心出发的，如果没有“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这些原则，“唯独《圣经》”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一致同意：对经文的解读是以教义或神学基础为指导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很清楚自己是透过某个特定的透镜来解读《圣经》的。[21]

例如，当代学者发现，“路德对罗马书 1:16 的解释不仅是对该经文的特殊注释，而是与教会政治及他个人的处境有很大关系。承认十六世纪解释的情境性（contextuality）与承认〈罗马书〉本身的情境性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22]这意味着路德对罗马书1:16的解释更多受到当时他反对天主教错误教义的立场这个情境的影响，没有注意保罗当时向外族人传福音时的情境。无独有偶，在〈罗马书〉第 7 章中，加尔文不仅放弃了自己的解经（exegetical）立场，也放弃了他最喜欢的解经家（exegete）的解释，目的是要维护他认为正统的教义，而这呈现出诠释学（hermeneutics）压倒解经学（exegesis）的情况。[23]

当代神学家的解经。今天的学者认为：离开情境，话语就失去意义。[24]阅读者必须掌控容易将自己的偏见读入经文的倾向...必须考虑《圣经》的背景与资料，这样才能走向经文原初的意义。[25] 既然宗教改革者们解释《圣经》的原则与当代解经的原则大相径庭，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路德把保罗变得如此路德化了。[26]

Wright认为，要研究保罗，最核心的任务是解经（exegesis），[27]历史不仅为解经设定了背景，而且还必须始终与之保持密切的对话；而历史和解经必须始终一起与神学本身保持对话。[28] 从这个角度看，Wright认为路德和加尔文更像是用圣经的术语去回答西方世界和教会在14、15世纪提出的问题。 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如果这些不是保罗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呢?”[29]

当代神学家的立场。Alister McGrath在1986年出版的《上帝之义：从1500年到现在的基督教称义教义的历史》一书中写道：

“称义的教义”在教义神学中已经有了一个意义，这个意义与保罗的起源是完全独立的，所以即使可以证明它在保罗的救赎论中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或者它的起源是一个反犹太的辩论，与今天的神学环境非常不合适，它的重要性也不会因此而减少。[30]

他的意思是：宗教改革家误解了保罗提出“因信称义”的含义和用意。越来越多的当代神学家同意：“因信称义”的教义肯定不是保罗最关注的问题，[31]它不过是保罗的一个次要的论点。[32]然而，要当代教会摘下那副戴了很久而且已经习惯成自然的“因信称义”的眼镜，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信仰反思。彼得和约翰看了耶稣的空坟墓，虽然相信了他复活这件事，却“还不明白圣经所说耶稣必须从死人中复活的意思”（约20:9）。后来，耶稣亲自给他们讲解之后，他们才理解耶稣的死与复活这个单一的事件在上帝广阔而深远的拯救世上万民计划中的重要意义。

人看问题的角度或眼光会受自己需求、期望、态度、价值观以及信念的影响而产生错觉，而这种特定的角度或眼光会决定他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所以，路德对“上帝的义”这个词含义的顿悟，改变了他对上帝、对福音、对整本《圣经》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

今天的学者们通过对提出“因信称义”观点的保罗所生活的社会情境和所面对的教会情境进行研究之后，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理解上帝、以色列、弥赛亚以及拯救万民的计划，看到了保罗提出“因信称义”要解决的是当时“谁能被称义？”这个问题，而不是1500年之后路德面临的“怎样能得救？”这个问题。这实在是一个范式转移。

[1]  S. B., Ferguson  & J. I. Packer. New dictionary of theology (electronic ed.)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0, c1998), pp. 133.

[2]  一些新教神学家将君士坦丁的行为称为君士坦丁主义，认为这些政策带来了政教合一的模式，将基督教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导致了教会的世俗化和教会权威对政府的依赖。

[3] 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是一个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实体，起源于公元800年查理被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罗马皇帝。帝国的领土范围包括现今的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北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捷克等地区，由一系列的君主和王朝统治。神圣罗马帝国与古代罗马帝国并无直接继承关系。它的名称中的“神圣”（Holy）是指其与天主教教会的关系，旨在强调皇帝的宗教权威和地位。神圣罗马帝国在1806年被法国皇帝拿破仑废除。

[4] 这件轶事据说出自16世纪耶稣会Cornelius a’Lapide的圣经注释，但笔者没有找到具体出处。

[5] Oliver O'Donovan, The Desire of Nations: Rediscovering the Roots of Political Th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5.

[6] Craig L. Nessan, "After the Deconstruction of Christendom: Toward a Theological Paradigm for the Global Era." Mission Studies,18. No. 1, 2001. p78.

[7]  Stefan Paas, "Post-Christian, Post-Christendom, and Post-Modern Europe: Towards the Interaction of Missi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Mission Studies 28 (2011) 18.

[8]  Caleb Oladipo, "African Christendom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Ogbomoso Journal of Theology, 2010, 15 (2), 35.

[9]  Ibid., 67-68.

[10]  Jackson Nii Sabaah Adamah, "Word from a seminarian: The end of Christendom, the rise of African Christianity, flame of hope for the West," Review and Expositor 2016, 113 (3), 279-280.

[11] 布鲁斯·雪莱著，刘平译。《基督教会史》（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315。

[12]  “Quick Facts about Global Christianity, ”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 at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Available at: https://www.gordonconwell.edu/center-for-global-christianity/research/quick-facts/

[13]  苏远泰，“方济各为何不是我的教宗：基督福音与大公信仰系列”，香港神学院，2021-08-20。Available at: https://www.bshk.edu.hk/2021-08-20/

[14] Alister E. McGrath,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4th. Ed.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 373.

[15] Ibid., 375, 378.

[16] Ibid., 374.

[17] 约翰·斯托得著，李永明译。《罗马书》（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出版社，2007），页24。

[18] Douglas J. Moo,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96), 89.

[19] N.T. Wright, Paul and His Recent Interpreters: Some Contemporary Debates (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2015), 27.

[20] R. Ward Holder, “Romans in the Light of Reformation Receptions,” in: Reformation Readings of Romans. Ed. by Kathy Ehrensperger & R. Ward Holder. (New York, NY: T&T Clark International 2008), 1.

[21] Kathy Ehrensperger, “Reformers in Conversation over Romans: Diversity in Renewal and Continuity,” in: Reformation Readings of Romans. 196.

[22]  Ibid., 196.

[23]  Holder, Reformation Readings of Romans. 6.

[24] 格兰·奥斯邦著，刘良淑、李永明译。《21世纪基督教释经学：释经学螺旋的原理与应用》（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12年增订初版），页44。

[25] 同上，页703。

[26] Holder, Reformation Readings of Romans. 6.

[27] N.T. Wright, Paul and His Recent Interpreters, 44.

[28] Ibid., 23.

[29] Ibid., 29-30.

[30] Alister McGrath, Iustitia Dei: 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2-3.

[31] 同上，页25。

[32] 同上，页25。